《波奇亞》是一部電影傳記，它描繪了一個血腥時代中教皇的生活。故事背景設定在歷史上最臭名昭著、最邪惡、最荒淫的教皇之一亞歷山大六世的統(tǒng)治時期。教皇的兒子凱撒則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極權(quán)主義者，極端殘忍冷酷，不擇手段，他渴望用暴力統(tǒng)治意大利甚至周邊國家。這個故事發(fā)生在文藝復興時期，這是一個每個人欲望熏心、每個人意志為之搖擺的時代。人類開始認為自己是宇宙的立法者，開始分不清偉大和邪惡的區(qū)別。城邦的榮耀、民族國家的偶像，都成為了墮落的羅馬教會中的一部分，像惡之花一樣盛開。然而，在電影史上很少有關于文藝復興時期那些“壞得不能再壞”的教皇的傳記。只有1965年的好萊塢電影《痛苦與狂喜》，描繪了尤利烏斯二世，這位有三個私生子的教皇，邀請米開朗基羅創(chuàng)作了不朽的巨幅穹頂畫《創(chuàng)世紀》和《最后審判》。在這個電影中，羅馬回到了兩千年前的狂歡時代。一方面是荒淫、墮落和層出不窮的陰謀，另一方面是散發(fā)著肉體氣息的偉大藝術。教皇和紅衣主教們幾乎人人都包養(yǎng)情婦，生育眾多私生子。在整個十五世紀，沒有一個教皇是通過正當手段當選的。除了腐敗的軀殼和堂皇的圣殿，意大利已經(jīng)喪失了基督信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對主教們的淫亂和邪惡，竟然懷著一種寬容和釋然的態(tài)度。這些被稱為“最文藝復興”的教皇們，無一不是藝術的鑒賞者和最慷慨的贊助人。整整一個世紀，主教們猶豫不決，到底是成為凱撒的繼承人，還是繼續(xù)做使徒彼得的繼承人。直到1492年，羅德里格·博爾吉亞當選為教皇。他出身于西班牙裔的博爾吉亞（波奇亞）家族，是該家族的第二位教皇。他賄賂了每一位紅衣主教，使得這位羅馬城最富有的人差點破產(chǎn)。他自稱為“亞歷山大大帝”，成為亞歷山大六世。他終其一生，扶持了四個私生子，為家族建立了龐大的權(quán)勢。其中一個兒子，紅衣主教凱撒·博爾吉亞，在28歲時就為他父親打下了半個意大利，將一個教皇國的夢想獻給了他的家族。他也成為了意大利和羅馬尼亞最令人生畏的統(tǒng)治者。這對父子的名字“亞歷山大和凱撒”，仿佛成了一個咒語，預示著這個世界接下來幾百年的噩夢——“凱撒的物歸給凱撒，上帝的物也歸給凱撒”。從此，國家主義的光榮與夢想一直延續(xù)到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1989年。從某種角度來看，亞歷山大六世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統(tǒng)治者。他的前任利奧十世評價他說：“我們被世上最野蠻的惡狼抓住了，我們或者逃跑，或者被他生吞活剝”。這位教皇以最圣潔的外貌施行著最污穢的統(tǒng)治，妄稱上帝的名號。去年以來，西班牙和好萊塢竟然不約而同地拍攝了兩部關于這個家族的傳記片。好萊塢的版本由柯林·法瑞爾主演，尚未公映。我看了西班牙的版本，生怕好萊塢也無法超越。通過觀看這部電影，你會更加理解二十年后新教改革的發(fā)生，上帝是如何召喚他的門徒，扭轉(zhuǎn)了一個徹底敗壞的歐洲。你也會更加認同，馬丁·路德對著圣彼得大教堂寶座發(fā)出的詛咒，一點也不惡毒，而是對事實的準確描述——坐在那上面的，是撒旦在人間的代表。很遺憾的是，電影中沒有出現(xiàn)兩個本應該出現(xiàn)的人物，一個是畫家達芬奇，他是凱撒軍隊的總工程師，為凱撒設計了可裝載三百多士兵的攻城器械。另一個是馬基雅維利，他長期駐在博爾吉亞宮廷，他在《君主論》中將這位被無數(shù)歷史學家視為尼祿、卡里古拉一般的暴君，當作理想君主的典范。馬基雅維利期望這對父子能夠統(tǒng)一意大利，恢復亞歷山大后裔的輝煌。他稱這位不擇手段的公爵是“全意大利最勇敢最聰明的人”。一個教皇，一個公爵，再加上一個藝術家和一個政治學者，這樣一幅文藝復興時期的圖景就更加完整了。失去了與文藝復興的聯(lián)系，這些“文藝復興教皇”的道德淪喪與政治權(quán)術，就被電影簡化成了我們熟悉的宮廷血腥與厚黑學，只不過從我們熟悉的皇宮，換成了我們不熟悉的教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