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許鞍華說許鞍華》

1978年，我已在TVB工作了幾年。在香港電臺時，已經(jīng)有很多人出來拍電影，我也想拍電影。徐克已經(jīng)在拍《蝶變》，嚴浩也拍了《茄哩啡》。我便和Joyce（陳韻文）合作組班。
    我們聽說胡樹儒和羅開睦投資電影，他們正投資胡金銓的《空山靈雨》。Joyce先打電話給胡先生，然后我們二人直接去毛遂自薦，問胡先生開不開戲，說我們二人已經(jīng)有個team，有writer，有director。胡先生說： 他會考慮一下，還說已看過我們的電視作品，“也很favourable”，但是他們正在拍攝《空山靈雨》，又投資在麥當雄身上，資金未能周轉。胡先生先和我們聊故事，就這樣我便入了行。
    《瘋劫》的故事橋段，是我想出來的。起初我們想拍一套類似電視劇《CID》的戲，Joyce說要夠刺激，有動作，劇情緊張，就像case一樣。那時我們想拍kidnap case，就如美國報業(yè)大王女兒綁架案。但是我們談來談去都談不攏，因為Joyce要結婚，那年12月才從美國回來，但我們3月便要開工，于是，兩個人都很煩躁。
    有一天，不知何故，我提議不要做kidnap case了，還說知道龍虎山以前發(fā)生過一宗殺人案，好gruesome的，于是，立即埋頭寫分場，而且，在一日之內完成。我記得很多details，因為龍虎山在何東宿舍附近，我們很熟悉那地方，甚至有人見過那瘋子（兇手）。我和Joyce東拉西扯，七搞八搞，竟寫了個電影劇本出來；我們不是從concept說起，而是由場景、由事件說起。
    其中，我記得大學同學說過，兇案后，男死者的同房只要合上眼，就會聽見有人走近床邊，一張開眼，聲音就消失。此外，還有很多很多傳聞。又有人聽說，死者臨死前在Cappuccime（餐廳）喝檸檬茶，那天是女死者的生日，侍應還看見那女子拿封紅包出來。有很多anecdotes，加上我們想玩point of view，就是從一個second person(張艾嘉)的視點講故事，她知道事情發(fā)生了，但不太清楚整件事的經(jīng)過，于是，想調查事情真相，就這樣，調查的過程便構成一部懸疑片。
    我們先寫了二十幾個scenes，每個scene再根據(jù)場地細分成兩三個分場，最后出來就有六十多場了。老板要求電影的開頭要夠interesting，但覺得結尾不夠有力，所以結局要改寫，并重拍。故事本來是張艾嘉被人追殺，趙雅芝給人勒死，就完了，后來補拍了趙雅芝死后，被切腹取子一段。

《瘋劫》是一套很多長鏡頭拍攝的電影，但很多人都誤以為是由短鏡頭組成，因為故事一來cross cutting,一個scene一個scene很零碎，二來開頭那一堆montage，那雙腳在行走，我們跟著這雙腳track，一雙大腳和鏡頭都在動，觀眾自然覺得鏡頭好快好短，但那是個長鏡頭。最后那場謀殺戲，很多也是一個鏡頭拍攝。
    《瘋劫》的電影結構，有一半的contribution來自Joyce，她的劇本好visual，很多時候已經(jīng)分好鏡頭，一行一行的……拍攝期間，我發(fā)覺整套戲來來去去都在兩幢屋內發(fā)生，好封閉好悶，不好看，好在我們第一次有架fisher dolly，可以由三英尺升到十二英尺，加上可以放在車軌上，讓我們可以玩很多camera movement。很多時候攝影機無故晃動，起初是因為不想太單調，但是我拍完才發(fā)覺，那些無故晃動的鏡頭竟變成那只鬼（趙雅芝）的主觀鏡頭。這些鏡頭，讓人覺得這套戲怪怪的，跳動很多，point of view轉得厲害。
    除了這些主觀鏡頭外，也有鏡頭是由一間屋看到另一間屋，然后發(fā)現(xiàn)了兇手，有一個鏡頭更轉動了三百六十度，跟著張艾嘉，這個鏡頭好有動感，增加了故事發(fā)展的tension,讓你覺得好像有事情快要發(fā)生，很重要，其實呢，只不過是這家伙自己走來走去，但剛巧camera movement和演員動作配合，讓人覺得這件事好緊張。這兩類鏡頭，我刻意將它們分成兩個系統(tǒng)，成為這出戲的law，我沒想過的，但拍完之后覺得這樣也很work。
    我記得，那時，他們成天都覺得不夠action，不夠真正confrontation。結尾一場，三個人你殺我，我殺你，在山上狂跑；其實那場戲我拍得不太好，因為當時我不太曉得怎樣拍，反而那些氣氛、追逐戲，感覺很好。
    《瘋劫》很多驚喜是來自火雞（攝影師鐘志文），譬如那個很有名的zoom in track back shot，張艾嘉整個人定住，而云霧在她后面飄動，是火雞想出來的?；痣u很少坐在現(xiàn)場設計鏡頭，他和我看景后，便心中有數(shù)，很少出聲，又不會和你講很多藝術。我很多時候只有一個感覺，然后告訴他，他就會講給我聽怎樣拍了。他也很有興趣搞一些很困難的camera movement。
    我覺得《瘋劫》的問題不在處理夜景方面，夜景其實控制得很好，香港的日景反而難拍得靚，另外，室內都拍得好，拍到街頭就沒法了，好難看。

那時譚家明看完片贊這套戲拍得好，不過剪得就不好，他同Joyce說幫我再剪過，我說：“不會吧？難道你幫我剪這套戲呀？”其實我現(xiàn)在重看，真是剪得不好，好多地方可以剪得好些，可以剪得節(jié)奏一時緊一時松。
    這套戲的演員其實很被動，因為電影的劇情同懸疑最要緊，演員的表現(xiàn)只是盡量配合，如張艾嘉，在頭三天的戲，她只是同camera跳舞，camera走到哪里，她就追到哪里，還要做合適的表情，她已經(jīng)是個很好的演員，根本沒可能再演心理變化，這部戲根本沒那些東西。
    我拍完《瘋劫》后，即刻老了呀。我看自己的照片，發(fā)覺雙眼好多憂慮，但那時自己的determination同concentration很厲害。我說要拍一個解剖尸體的場面，想辦法去看人解剖尸體，央求驗尸官好久才成功。我記得，年初三坐小巴去西環(huán)看他解剖尸體?？赐曛笠詾闆]事，誰知回家后，兩天都吃不下飯。解剖尸體時，不覺得太特別，只嗅到很大一股尸腥味。后來他有個動作我很喜歡，可惜我們找不到真尸體去拍。他將死尸的頭皮慢慢切開，掀起，揭開，并蓋著雙眼，也不知何解。那感覺好特別，因為不單“啪”一聲剖開，而是用把牛骨刀一直鋸，然后掀頭皮起來。我覺得，我喜歡這個動作，可能因為是一個行業(yè)的details，你想不到會這樣做。
    我當時構思這場解剖尸體戲是將那個女人變成一堆肉，或者一堆骨，但是到處都找不到死尸，雖然可以在港大找到死尸，卻是浸制過的，不似新鮮死尸。沒料到香港找不到死尸，只可能用criminal method去找具剛剛死去的死尸。但找來的又可能不是女人，年紀不合劇情，最后就放棄了，改為找個真人全裸，再拿些豬皮切呀割呀，也就是接鏡頭。
    我又去找負責當時案件的驗尸官，得到當時案發(fā)的照片。我起初以為兩個死者打橫了躲在那，原來那個女死者是坐在那里，衣服蓋著頭，即上半身沒穿衣服。我后來拍攝這一場，就reproduce這個場面出來，這些具體事實的research做了很多，甚至戲里面那個瘋子掃地的地方也是根據(jù)research的資料確定。
    我在3月8日開始拍，拍了一輪，拍到后期我覺得不對了，覺得自己拍得不好，在船上的幾場，與在醫(yī)院張艾嘉和林子祥查案那些場，我突然沒了感覺，不知自己在拍攝什么，總之拍呀拍，感覺真不好，好在那些戲不算多，而那些勁爆的、恐怖的，譬如那兩幢樓的戲，我已經(jīng)一早拍完，后來澳門的戲，仍然覺得自己拍得不好，我已經(jīng)用心去拍，但就是沒感覺，可能，我的tension堅持不了那么久。

《瘋劫》有一個好的budget，有八十五萬，我們薪水很低，我只有四萬。我有三十五個shooting days，而且整套戲沒有大場面，不用搭景。趙雅芝那間屋，我看中之后，就單人匹馬去叫門問屋主阿伯租借。全間屋只有他住，但他不肯借給我們。第二次，制片李玉蘭再去求他，仍然沒法子，又不可以找另一間屋。有一晚我睡不著，十一點多坐輛小巴，買盒曲奇餅，半夜三更再去找那個阿伯，他被我嚇一跳，我再三央求：“謝謝你啦”，“求求你啦”，“我們好想拍”，“好啦”，最后他竟然肯，還愿意搬到親戚處住幾日。拍完之后，我時不時都到那間屋探望那個阿伯，直至他搬到其他地方。
    那棟屋好photogenic，而且前前后后，樓上樓下又對著，可以有很多拍法，很多camera movement，我決定大景后，整套戲的look也定好了，其余所有東西都只是配合或者contrast那個大景，整套戲的氣氛也出來了。
    當時的制片不夠professional，我們只有一個制片，一個助理制片，所以很多時候人人都忙得七手八腳。又沒美指，胡先生介紹的廣告公司派了人來幫忙，我們最后找了曹健南，他的art sense很好，其實他是副導演，只是同時幫我找衣服，買道具。而趙雅芝的造型根本上是陳燭昭的主意，我們每遇到有問題便逐樣解決，沒有一個人可以由頭到尾決定每一個細節(jié)。我很喜歡這種工作方式，因為基本上由我作主，不用同美指吵。但當然沒有那么理想，因為我們不會從art的角度去設計每場戲。如趙雅芝起初很賢淑，但是后來要換造型，因為萬梓良喜歡另一個女子，趙雅芝要學情敵的打扮，希望可以將男朋友搶回來。我們專程請來麗的電視的化妝師關良幫趙雅芝化個濃妝，結果她化得好靚，也像那個舞女情敵（李凱淑）。
    我們拍戲那時很奇怪，大街小巷都有很多人支持，街坊鄰里覺得我們很努力。我們在石階那上上下下拍了十幾二十天，他們都很nice，很supportive。（訪于1996年5月）

這篇影評有劇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