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影評可能有劇透

首先，在一個真正有憲法和基本法，并且真正實施憲法和基本法，擁有這個國家國籍的人能真正被稱為公民的國家里，因為法律與個人必然沖突的基本邏輯而發(fā)生這樣那樣的個人Vs系統、公民Vs政府等諸如此類大同小異的官司與糾葛；其次，如果想在此層面上可以進行所謂真正的 Versus，就需要一個堅實的、可以對話的現代化國家基礎，諸如爭論“‘憑什么他們定義了什么叫憲政民主與公民、政府？為什么我們不能定義？新特色新模式難道不是嗎？’等等”拒絕根本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扯皮狡辯，則根本不存在任何根本性和建設性的意義。

改編自美國歷史真實民權斗爭事件的《 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 》，就是在時年美國內部環(huán)境-反戰(zhàn)和外部環(huán)境-越戰(zhàn)混雜的環(huán)境中起始，開篇的背景既是時任總統林登·約翰遜在進一步執(zhí)意增兵，妄圖“贏得”那場本就不可能贏得的戰(zhàn)爭，或希望可以“體面”地撤軍。與此同時，電影以新聞紀錄片形式混搭插入了馬丁·路德·金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和 羅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部長(Robert F Kennedy, 1925年11月20日—1968年6月6日) 在剛剛相繼在對越戰(zhàn)作出反對發(fā)言后，隨即就被刺殺身亡的死訊，節(jié)奏之迅速連貫且調轉迅猛，凸顯了濃厚的反諷意味，即平柔、溫和的爭取民權運動和政策主張，是極有可能無法面對毫無底線的卑劣無恥行徑的，電影也直接以此為契機，進入了主要角色七君子們的刻畫。開篇序幕的平行剪輯在此突出了十足的“平靜火藥味”：它是轉場銜接上，往往上一位角色的話語還未說完，下一位角色的臺詞就已經緊接跟上，觀眾會在這種不得而知上一個角色的“真實預想”的情況下，接收到了下一個角色的“另一番預想”，雖然可能并不是每個角色的本意，不過卻似乎可以在如此銜接中，貫通起七君子們加八君子西爾在整體上團結一致的行動綱領，即“和平但有效地、沉靜但震撼地、非暴力但有力度地去結束這樣該死的戰(zhàn)爭”。電影也在這樣頓挫有力的敘事節(jié)奏中，帶領觀眾迅速入戲，于此同時，亦因為觀眾不曉得每個角色各自真實的預想，正好可以為角色們成長的描寫轉折與戲劇性埋下伏筆。敘事結構上，直接展開所有角色的共同行動的“客觀”整體“外聚焦”（實際的內聚焦），和開篇金博士與肯尼迪部長接連反戰(zhàn)-遇害的反諷不其然地同質同化，整體也就呈現為了反諷。電影采用反諷結構，無疑是要在更廣闊的時空維度上講述道理、提升認知，而這樣的史實在一個彼時正經電視節(jié)目都斥責為“警察國家”的國家里發(fā)生，無疑也更增諷刺色彩的。

序幕后，故事直接跳轉到了五個月后的庭審預備，其間省略的{芝加哥暴亂}早已成為歷史且被官方定性為意圖顛覆政府的反動性質。故事首先聚焦的是時任司法部長-米切爾，在隨尼克松當選的年代里，新官上任首要的任務當然是要理所應當地燒上“三把火”。他直接了當地對公訴人理查德（囧瑟夫飾演）提出，因為冒犯到傳統“禮儀”，無論是前司法部長克拉克（邁克爾·基頓飾演）的親身侮辱亦或是芝加哥游行示威時因暴亂被捕的七君子們的膽大妄為，他都希望能把這七個人送進監(jiān)獄，其言談之中保守主義氣息濃厚，也就不難理解他自覺為國家暴力機關與國家臉面的代表了。不過公訴人還是與司法部長就他們是否真的違法這個問題上有些爭論，雖然在爭論的最后，兩方并沒有否定暴亂發(fā)生的真實性，或者是抗議、游行、示威的合法性，但是卻提出了最最關鍵的責任劃分問題，即究竟是示威者們還是警察們，真正引發(fā)了這場暴亂？這是在省略整個暴動過程細節(jié)中第一個對暴亂責任劃分問題的出現，懸念也就在此提出。故事也在此提出了已經成為歷史的那段暴亂里最重要的問題，其嚴峻性、緊迫性與重要性不言而喻，解決了這個問題，基本就解決整部電影表面上的最核心實在問題，索金也在這場預備戲的終結直接用了一個Editing 101里面最簡單的J-Cut，讓法院兩派對立的示威者普羅大眾們“全世界都在看”的呼喊口號提前進入畫面，進一步凸顯了這個實在問題的實在重要性。

作為好萊塢金牌編劇的索金，這種省略之中靠閃回拼貼“事實”求證懸念解答“真相”的想法在技術上無疑是復雜但思想上卻又是簡單的，一方面這是他編劇手法的純然與導演技法的自信，另一方面則是他天然左派立場使然的意識導向使然。

故事接下來正式進入了庭審法庭中，觀者也會看到這兩方面的自然體現。但不同于以往以辯訴雙方律師或當事人為主的法庭戲，索金在這里首要極力塑造的是時任主審大法官朱利葉·霍夫曼（弗蘭克·蘭格拉飾演），這位法官在初期給觀眾的印象顯然是保守、固執(zhí)且充滿偏見，這樣的法官，無不也在暗示著這場審判本身的不公平。在法庭中，法官無疑是最高且可以決定形勢走向的，這樣的塑造，也間接象征著國家機器的強勢，與對個體的傾軋。其間，第八位君子黑豹黨領袖博比·西爾，亦因為其律師手術不能代表其出庭，提起動議被法官駁回，進而面臨沒有律師在場為其辯護的窘境，可以視為當時黑人惡劣處境的一個注腳，同時也是當事人和其律師反復提醒法官，他們間接上，沒有受到真正法律保護但法官根本不在乎的寫照。如此情況下，庭審戲與歷史事件交叉上演，為觀眾呈現了整個庭辯和暴亂的過程，索金在這里繼續(xù)序幕里高效的交叉剪輯，時空在時下法庭與歷史時事中來回穿梭，輸出著早在序幕中就被定調的鏗鏘節(jié)奏。在經歷了市政官員批準的來回扯皮證詞不作數；芝加哥警方和檢方對示威游行隊伍的臥底；陪審團成員家人被“生命威脅”解職；小雀斑搬演的骨干海登被捕等等情節(jié)后，故事進入了第一個關鍵的核心閃回：警民的直接沖突。索金把這場流血事件的導火索留給了示威隊伍，但明顯的是，黑豹黨沒有參與其中，那場針對伊利諾伊分部主席漢普頓的謀殺，顯然是別有預謀的，面對密友的去世，八君子西爾無法平靜，在法庭上面對法官的不公審判，吼出了真相并咒罵了法官，朱利葉對此給與了相當過激的懲罰，西爾被鎖上鐐銬，堵上嘴巴，飽以老拳，這當然毫不避諱地道出了黑人一直以來都在遭受的不公平且過激的待遇。法官朱利葉的過激行為無疑是一次驚奇，雖然符合一直以來對他保守格猜測的佐證，但卻打破了其沉穩(wěn)老練的特征，這層驚奇不僅超過了他還是一名種族歧視者的可能性，也讓不公正性躍然臺上，也就構成了反諷復歸，除了使西爾得以審判無效被釋放的同時，也讓剩下的七君子設想，是否有可能針對他們的案件，只是現任司法部長針對前任司法部長的報復，或現任總統尼克松對時境美國的保守主義收緊的可能性。

情節(jié)的轉折在此必須發(fā)生，確實實屬無奈。 接下來律師們找到了前司法部長克拉克，充滿諷刺的是，對方竟當著現任司法部長手下鷹犬的面，直接了當地表示原意出庭作為證人。在排除了陪審團的預審廳辯上，直接作證道：

接下來律師們找到了前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對方竟當著現任司法部長手下鷹犬的面，直接了當地說原意出庭作為證人，在排除了陪審團的預審廳辯上，直接作證說出了：

“總統并不是司法部長的委托人；

總統問我是否要對芝加哥暴亂的人提起訴訟，而我拒絕了，原因是，我們的刑事報告顯示，是芝加哥警方引起了整個暴亂，且七君子們之間沒有任何密謀。”

這無疑回答了最關鍵的責任劃分問題，解決了故事表層最實在的矛盾，也解決了最初的懸念，同時也構成了一個足以顛覆所有人（角色與觀眾）認知的驚奇，從而構成了整體反諷的底層知面，故事的整體基調以此確定。但是在這個新的底層知面上，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是急轉直下又猝不及防的，法官判決不會讓評審團以任何形式聽到這段前司法部長的證詞，意味著陪審團不會聽到這個足以改變整個暴亂性質的證詞。公訴人所執(zhí)詞謂“新司法部不能為前司法部的結論背書”的硬性規(guī)定，也是極其荒腔走板的，試問為什么一個國家權力部門只是更換了相應領導人，就要否定之前的所有定性判決呢？相應地，這個究竟為什么起訴七君子和黑豹黨西爾的動機也變成了底層知面基調上新的懸念。在這場讓人倍感無力的戲里，索金對七君子的悲憤描繪也很到位，不僅有七君子主辯律師（馬克·里朗斯飾演）的無力砸書，還有一直溫文爾雅的德林格（約翰·卡洛·林奇飾演）及其反差地拳打法警表現出奇的憤怒來強化這種無力感。圍繞著讓角色不解的動機，在緊接的下一場戲中，學生領袖海登（小雀斑飾演）和嬉皮士領導艾比（薩莎·拜倫·科恩飾演）進行了一場思想場域與革命動機的交鋒思辨，他們爭論的結果不但不是自說自話彼此隔絕的，而是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甚至能相互成就的，這也側面驗證了有效溝通、真誠溝通、合理溝通的有效性，真正的圓融的思想與理念，就理應互通有無的正確與強大。

在此辯證解釋下，電影進入了解開歷史“真相”的最后一次閃回，圍繞錄音，律師與海登預演證人與公訴律師的對話間，電影間接地重演了當時的情境，在這場戲中，已經被允許的集會遭到了警察的強制維穩(wěn)，海登的好友倫尼被暴力執(zhí)法、頭破血流，其時作為游行領袖之一、又是學生代表的海登雖然已經對此情形雖然了然于胸，但內心依舊處于激憤與克制的矛盾之中。激憤的是絲毫無暴力想法的游行遭遇了毫無緣由的暴力執(zhí)法，克制的是萬不能把局面擴大造成無法受自己控制。但結果終究是在集體情緒蔓延之下，海登鼓動集體升級為暴力對抗警察，最終釀成暴亂。七君子們最終在一座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酒吧門前被悉數逮捕，從臺詞和場景設置的角度來說，嬉皮士領導艾比道出了彼時社會分裂的真實現狀：“酒吧外是20世紀60年代，酒吧內是20世紀50年代”、“時代正在那些不在意的人眼皮底下發(fā)生著”。索金在此辯證地探討了高知的學生領袖的兩面性，肯定其意氣，不過在上庭證人的人選上，卻偏重嬉皮士艾比，這一面是所謂最“低等”革命者也有覺悟的肯定，另一面則是在艾比與海登的爭論中挑起文化式革命的文化人士的自指，其中勢必存在索金自我的指代。

最后這場闡述表意的庭審，艾比與公訴人就一句話、行為、甚至整個事件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答，這背后更深層次動機的解釋，可以說是對內里懸念更深層次的解答。時任尼克松政府是想公民們的思想作出審判，這是政府的動機。但這種行為在任何國家、任何歷史、任何意義上，都是絕對不可能被廣大人民所允許的，而這就是人民的動機?？蓢@的是，七君子們依舊被大陪審團判處有罪?？v觀索金在整部電影中運用的反諷敘事，在前司法部長克拉克作證時，排除了陪審團，陪審團就處在了不知七君子們無罪的境地上，艾比最后的陳述，雖然使作為觀眾的我們、當時和后世有自由良知思想的人動容，但時年的陪審團，也會依舊認為他們只是在為自己引導暴亂的行為辯解而已。海洋法系中，陪審團當然可以視為美國公民的象征代指，他們被隱藏敘述者故意蒙蔽，毫無意外地處在了被反諷的地位上，而作為觀者的我們無疑是始終處在全知的位置，這是索金精英主義視角下的個人局限，正如他看觀者，就如同觀者看角色一樣，亦像現在看歷史，那么歷史被這樣被呈現在我們面前，其最最關乎的形式原則，還是究竟怎樣被講述，所以索金歸根結底要表達的是，歷史其實是一種敘事。敘事的背后毫無疑問存在一個即成的目的，所以無論7、8年前斯皮爾伯格原計劃要怎樣講述這個故事，它現在被索金以“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樣講出來，毫無疑問是要反映美國當下的時事，正如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所說：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構建出每個人都篤信可以進入其中直接享有自由的概念，缺乏的本質是人應該時刻相信自由存在和由此為之努力踐行的意愿?，F今美國的境況即使如此，說到底，黑豹黨西爾遭遇，是2020年被白人警察跪殺的弗洛伊德的既視感寫照；七君子被審判并被定罪，代表著時下美國社會日益嚴重的撕裂；現任司法部長對前任司法部長的私仇，也更像是現時懂王滑稽對決民主黨的拜登的復刻等。究其本質也不過是統治階級后面的建制派精英（共和黨）與民主派精英（民主黨）用價值觀抽空了人們奮斗的意愿，只管站隊的統治術而已。

跳出電影故事的戲劇性，回到故事的現實意義之上，把國家作為在民主、自由、平等被建立、講述、實踐的原初原意上理解，其組成部分的政府和政黨充其量只是在實行代行管理國家的義務與職責而已，它們的全部合法性的權威，并不由所謂當權者的臉面或國家意識形態(tài)被侮辱、被損毀后，依靠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機器對人民進行審判后的勝利取得，而是應該靠維護人民的利益與尊嚴來取得，國家不應該被任何政府、政黨或當權者個人所代表，能代表國家的，只有且僅有人民，回頭釋義標題的美國政府Vs美國，其深意即是政府Vs人民，這是國家最根本性對立又統一的矛盾來源，這也許也可以在新底層知面上，給與新懸念以最好的解答。現實的批判、期望的希冀，在索金平實的鏡頭語言，高效入戲的剪輯節(jié)奏中，踏踏實實地匯聚成一個全世界都在看的故事，其念念不忘之處，也許就是托馬斯·杰斐遜的名言：異議，才是愛國的最高形式。